但當他們在19世紀80年代中公開展覽自己的研究成果時，卻遭受了國會議員的批評，說他們不該把地質調查擴大到古生物研究上去，干了一些沒有用的工作。海軍方面也對海岸調查提出批評，認為他們沒有必要長期精心測量地球表面的曲度，還說海員并不需要了解海岸上每一個突出點和每一個明顯的標志。此類批評說明了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實用”的習慣，他們不喜歡理論的思維和研究工作。

正是鑒于這種現(xiàn)象，1883年，任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副主席和美國科學院（NAS）院士的羅蘭發(fā)表了一次言詞激烈的演說：“這個國家必須創(chuàng)造物理科學，而不是把電報、電燈等方便生活的東西稱之為科學……發(fā)明一般新的、好吃的食物的廚師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世界，但我們不能把他夸大為化學家?！彼€說當時美國約400所高等院校中，幾乎沒有一所稱得上是大學，它們只是“一群蚊子，而不是鷹”。以鮑威爾為代表的科學家們則堅決抵制上述種種批評，并說明他們的工作都是有實際目的的。

通過這些斗爭，基礎科學的地位在美國慢慢得到了確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美國本土畢業(yè)的博士人數(shù)增加很快，到歐洲攻讀博士學位的人逐漸減少。這時，新興的大財團對教育和科學研究的興趣日益增加。如1891～1910年間，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向芝加哥大學共捐贈了3500萬美元，他除了要求該校堅持思想自由和教師的教學自由外，從不過問自己捐款的去向。

鋼鐵大王卡內基向華盛頓卡內基學院捐款1000萬美元，目的是“鼓勵探索、研究和發(fā)現(xiàn)”，“改變科學在國家中的地位”。從這些大富翁的思想動向中，可以看到美國人的心理在這時期發(fā)生了重要變化。他們的目標已不再是追隨和依賴歐洲，而是志在引領一代潮流。可以說，他們已經比較好地理解了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