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建國后的相當一段時期內，隨著大規(guī)模的移民、快速發(fā)展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出現(xiàn)了大量靠工資謀生的勞動力，貧困人口也不斷上升。如何解決貧困成為美國人經常爭論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造成貧窮的責任不在社會而在個人，因為社會給每個人提供了平等的成功機會。在美國的精英們看來，美國地域廣闊、物產豐富且工作機會很多，沒有人會貧窮，一個四肢健全的人陷入貧窮的唯一原因是個人的軟弱。19世紀初期的社會哲學家納尚尼爾·威爾認為，一個健康的人還乞求社會的救濟就已經超越了贖罪的限度，已經淪為一個只會吃喝的野獸。

1821年一個州調查公共住房情況的委員會認為，對窮人進行公共援助，“對他們的道德是最不經濟、最有害、最浪費的，并且有損于他們的勤儉習慣，即由家庭自己供應的習慣”；“公共援助是麻醉劑，是危險的”。很多美國人認為不是通過公共援助而是通過私人和私人機構援助窮人，能使窮人不會把得到救濟看作一項權利，而會著眼于通過努力工作改變自己的命運。

基于這樣的認識，各州政府濟貧政策側重于在各縣建造一批濟貧院，救濟那些因長期失業(yè)而需要救助的，永久性喪失勞動力的或是一些明顯不能照顧自己的窮人。健全軀體的窮人則很少能得到救助。而且，濟貧院的條件非常差。19世紀50年代，一個紐約議員曾這樣描述紐約各縣級濟貧院的情況：“很遺憾，很少人關心濟貧院。

無論在什么時候，不管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冰冷的冬天，在一間間既黑又令人窒息的小房間里充滿了年復一年的非人折磨：在那里，孩子們沒什么吃的，沒什么穿的，完全不受教育；在那里，年邁的母親臥病在床而沒有醫(yī)生照顧；在那里，一個婦女殘酷地受到獸性般的鞭打……所有這些都活生生地出現(xiàn)在我們州里。對待動物一般都要比對待這些濟貧院里靠救濟的人更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