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這些濫用權力的錯誤，固然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假如他的權力受到一些制約，畏一點天變，恤一點人言，在每一條新法出臺之前，與反對派們辯論一番，修改幾稿，非盡善盡美不能出臺，這樣一來，新法必會少很多漏洞。

同樣，如果王安石不能隨意升黜官員，讓朝中留著幾個像韓琦、富弼、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那樣的建設性反對派的話，一旦新法出了問題，他們就會立刻指出，迫使同時也是幫助王安石調(diào)整政策。絕對的權力，貌似對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終卻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寧變法”的經(jīng)驗教訓，對當下依然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固然可作為鼓勵人們大膽改革、勇于創(chuàng)新的號角，但在改革過程中應該是，該畏的還是要畏，該恤的還是要恤。而且，應該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機制，以保證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