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盡管此“獨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學”），有利于糾正漢初陸賈、賈誼提出的道德滑坡、社會失序問題，對于后來的中國歷史發(fā)展也影響深遠。儒學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漢后期，特別是東漢，儒學成為一種神圣化了的意識形態(tài)。于是，腐儒、陋儒、偽儒、神儒（讖緯化了的儒學）也紛紛出現(xiàn)。漢元帝為太子時主張“純用儒生”，已經(jīng)令漢宣帝憂心忡忡：亂漢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讖緯化的儒學，為取代西漢王朝造勢。東漢儒學的影響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同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偽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風度出現(xiàn)。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決利中有弊的問題呢？這就涉及“時”與“勢”的問題。社會的發(fā)展，時勢的變化，對于治國之道、化民之術，也需要與時俱進。如何做到張弛有度、剛柔兼濟、禮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驗著執(zhí)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謂審“時”度“勢”，就有這個意思。如果不懂世異，不知時移，就會膠柱鼓瑟，適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歸罪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十分可笑了。